在齐鲁大学的建校和发展史中，甚至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中，传教士都是绕不过去的一群人。我们总是习惯在相关资料中看到，这群人“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的进步，或许我们也经常把他们来到中国的不光彩方式与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混为一谈。

一部校史，一部中国近代史

张公平在介绍他所知道的齐鲁大学校史时，会从基督教讲起，包括它的起源以及后来的发展，最后落脚到美国的成立。这位英语系的退休教授试图说明白，如狄考文这样的传教士为什么来到中国，为什么在这里创办学校。

张公平将狄考文等传教士来到中国的原因归结于宗教传播的需要以及教义本身的要求。“他们想要将教义传播到世界，普世救人。”张公平说。让中国人接受西式教育，缩小文化差异，是这些传教士创办学校的重要原因。

传教士之所以能够来到中国，正是因为中国的大门被炮火打开了。中国近代史中，这种敲门和开门的方式让中国人被动又尴尬。据公开的文献资料，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又陷北京，火烧圆明园，续订条约。其中，便有条约规定，“耶稣教天主教凡有传习，一体保护”，并增开山东登州等处为商埠。四年之后，狄考文来到登州，传播教义。

齐鲁大学的创办，恰与当时清政府中洋务派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契合。虽然由外国传教士创办，但是齐鲁大学的建筑并非完全的西式，兼有中式风格，课堂授课也坚持使用中文，而且设有中国传统科目。显然，这种“中国风”也为它在这里的生存赢得了空间。

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战乱，齐鲁大学部分师生迁往成都。据校史记载，教职工多是依靠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学生的这场大迁移主要采取的是流亡或逃难的方式，即三五成群，结队而行，带很少或者不带行李，遇到交通工具则乘坐交通工具。政府免费提供车票、船票等，只要这些学生能挤得上去。遇不到交通工具，他们则需徒步前往。每到一地，这些流亡学生便在当地的公共建筑物中留宿休息，当地主事者并不会禁止。当时，除了齐鲁大学的学生，沦陷区的学生相继逃了出来，形成当时的青年流亡潮。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爆发珍珠港事件，日军将齐鲁大学任职的英、美等国传教士抓走。张公平说，他们被关在滕州的集中营里，包括山东境内其他地方的传教士，共有好几百人。而在这之前，他们的医院里还曾有日本籍护士工作。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被释放的传教士直接回国。这个时候，齐鲁大学的教会背景被极大地淡化了。

齐鲁大学的校史，其中每个重要节点皆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它的创建始于中国的被迫开埠，它的发展又契合了当时洋务运动的要求。它的学生曾是沦陷区青年流亡潮的一部分，它的外籍教职工也曾为战争承担莫须有的代价。它的起落兴衰里，总有中国近代史的沉重影子。

传教士在中国

据齐鲁大学校史记载，狄考文等传教士来到山东后，发现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是比发肤不同的更大的阻碍，传教甚难，“稍有文化修养的人根本不愿意与西洋人产生任何关系，连见一面，说两句话，也视为神秘或可怕。只那些属最低等社会阶级的人，想到自己既没有可以损失者，或可能有所得，才敢与西洋宣教士有往来。”

一些传教士于是放弃城市，转向“低等社会阶级”更多的农村。他们发现，当时山东农村的生活十分简陋，也难以承担温饱之外的知识学习成本。这些传教士改变直截了当的传教布道方式，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入手，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提供教育知识，培养医药人才。“甚多宣教士们相信，如能大力做这几类工作并做得有好效果，定会大有助于基督教的传播”。

据公开资料，在农村的这些传教士依据各自所长，帮助当地农民改善生活生产条件。譬如，当时一位名为倪约翰(JohnL.Nevius)的传教士，将美国品种的苹果和葡萄介绍给烟台周围的农民种植。另一位名为米尔斯(CharlesR.Mills)的传教士，则把美国大粒花生种子带到登州。传教士赫斯(GeorgeS.Hays)教当地人如何腌制和保存新鲜的水果或蔬菜，他的太太则教妇女编织花边。妇女劳动地位的提高，也带动了家庭地位的上升。除此之外，他们还设立教会医院，用西医为当地人治病。除了这些，他们还创办学校，为社会底层百姓提供教育机会。

张公平说，教育或许本来只是这些传教士传播教义的一种手段。但是他们做着做着，教育反而回归了它最为简单的本义。

在张公平的幼年记忆里，那些学校里的外国传教士，似乎并没有特别要求学校里的学生必须学习基督教义。校园里的康穆教堂是曾经传教士们做礼拜的地方，每到周末，张公平便看到他们陆陆续续地去往那个教堂，又从那里一起出来，散往校园附近的各个角落里。他也会看到中国人去做礼拜，“想去就去，不想去也不强迫”。

但是，募捐的传统并没有改变。据张公平介绍，齐鲁大学著名的“校友门”便是学校的师生一人五块大洋捐献建成，他们还以同样的方式捐建了一所小学。而“校友门”这仨字，也是专门找人书写，据说是清朝的最后一位状元，字写得好看。

回头再看那段历史，不可否认，无论敲门的方式如何的强硬，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开化，尤其是对底层人民的知识启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起码，他们曾经为这里留下过一所与国际接轨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