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鸿泉（1910.9－1979.12），山东省博兴人，我国著名耳鼻喉科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一级教授。1938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获加拿大多伦多医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5部。生前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两次获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孙鸿泉教授出生于鲁北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孙元仁，兄弟姐妹6人，人多地少，生活非常艰难。孙鸿泉靠着伯父、五叔的帮助读完了中小学。

1928年，孙鸿泉在鸿文中学毕业后，考入济南的齐鲁大学附设高中学习。1933年考入齐大医学院。当时齐大医学院是由外国教会创办的，对学生要求很严，淘汰率很高，一个班入学时几十名学生，经过7年下来，有时只有几名学生毕业。因而他加倍努力，埋头苦读，丝毫不敢懈怠，取得四年结业总考全部课程及格的好成绩。他正庆幸自己总算没白用功的时候，却被迎头浇了一桶冷水：有的洋人当权者提出不让他毕业，原因是他自进入齐大医学院后，从未进过康穆堂作礼拜，也没有参加洋人教授召集的查经班听讲道，故而提出让他多读一年，以示惩戒。但由于遭到多数中国教授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总算毕业进入实习。这是他痛恨洋人的开始，后来才了解到内情，原来参加洋人查经班的学生，功课不及格可照常升班、毕业，不参加的，即便功课都及格，也让留级，实在可恶之极。他也从自己例子体会和认识到外国教会利用宗教拉拢腐蚀中国青年的真面目。

1937年，他刚进入临床实习不久，抗日战争即行爆发。在全国上下广大军民一片抗日救国呼声下，齐大医学院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班的同学当即被允许调入空军，任实习军医，到南京报到后，他被派到安徽广德飞机场担任战地救护。不久即奉南京国民政府命令撤退到江西南昌一机场担任救护工作，但是很奇怪，几乎没有什么救护任务。后来苏联空军来华助战，他被派往南昌医院，担任苏联受伤空军战士的治疗工作。约半年后又自南昌撤退到江西南部的吉安。1938年底，即在抗日战争打响后的一年，便撤退到大后方的四川成都。通过这段与苏联医生和空军伤病员的交往，他了解到苏联医生对伤病员极为负责的医疗作风，伤病员亦绝对遵守医嘱，苏联空军人员的做事干练、吃苦耐劳、负责守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而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国情和医学状况有了良好的感性认识，盼望中国能由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发动全国人民共同抗战，肯定有希望，会有个好的前途。

自到成都后，他在华西、齐鲁、中央三大学联合医院作住院医师，并由齐鲁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郎健寰主任介绍，在华西大学医学院眼耳鼻喉专科研究班兼读研究生，1940年夏天毕业，以后即专攻耳鼻喉科。那时的齐鲁大学医学院教授分两派，即洋人和反洋人派。他与郎老师是坚决的反洋人派，终因那时洋人势大，到1943年署假后，洋人便不让他两人再在华西、齐鲁、中央三大学联合医院任职了，他于是离开了齐鲁大学医学院。在1938年到1943年这段时间内，他还兼任成都同济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每周去2－3次）及四川省干部训练班医生（每周去1－2次）。之所以在院外兼职，无非是由于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国统区物价飞涨，家庭生活无法维持，只好依靠兼职以为继。

1943年8月，他以雇员名义就任成都空军第一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同时在北碚江苏医学院兼任耳鼻喉科学教授，藉以不间断教学促进业务上的进步。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他辞去空军医院职务，到了南京，暂时在南京市立医院工作几个月。齐鲁大学医学院搬回济南后，因无人教授耳鼻喉科学课，校方多次敦请，他才于1946年回到了母校任教。

1948年由齐鲁大学保送，用美国医药援华会的经费，他得以到美国留学。长期以来，他深感中国医学落后，尤其是耳鼻喉科，很多手术都不能开展，所以他很珍视这次难得的机会。在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研究院学习一年后，于1949年7月在美国费城Temple大学医学院杰克森内诊镜专科班以优异成绩毕业。他曾在纽约由病理科孙绍谦医师介绍参加过一次中美科协座谈会，内容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学校的侵略实质，及如何组织在美同学收回中国教育权等问题，他对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有了进一步认识。1949年8月，祖国大陆已大部分解放，他毅然婉绝朋友们的挽留，抛却优厚的物质待遇，决心回家、报效祖国，因为饱受战争创伤和苦难的中国、同胞们更需要他。船到香港准备返鲁时，台湾当局派原南京政府卫生署长造访，力邀他去台湾。他严词以拒，坚决地登上回青岛的客轮。船抵青岛时，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兴奋异常，从此全身心地跨上为新中国服务的征程。

回国后，党和国家给了他以极大的信任和热情的关怀。他也深感新中国的耳鼻喉科人才极为缺乏，医疗技术落后，医学院师资少，耳鼻喉科病人得不到足够的诊疗，认为自己应肩负重担，为改变祖国医学落后面貌，勤奋钻研，积极工作，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业务专长，在整个50年代，仅在国内率先开展或改良的手术即达30余项。此后，他还突破本科范围，开展了眼科、口腔科和神经外科一些高难度手术，也均为国内领先，声名远震。

孙鸿泉教授不断借鉴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并在本专业的医疗技术上精益求精、力争创新。早在1942年，他就协同郎健寰教授在中国成功地开展了第一例全喉切除术，并首次训练无喉病人用食管发音讲话，开国内之先河。1947年，他又在国内率先开展内耳开窗术治疗耳硬化症，病人听力有明显改善，他仍不满意，在6年后又创用改良内耳开窗术，疗效很好，吸引更多医师前来学习，他才略感放心。其后他又首次将内耳开窗术用于治疗先天性耳畸形，取得显著效果。

40年代末，当时的口腔科、眼科、神经外科手术水平不高，人员又缺乏，孙鸿泉教授以其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手术技能，突破了耳鼻喉科范围，对前述科室的许多疑难重症也在国内领先开展并取得成功。例如他开展的经颅中窝行三叉神经感觉根切断术治疗三叉神经痛、颈淋巴根治性清扫术、上颌骨及眼内容物摘除术、唇及腭裂整复术、面神经减压术、面神经改道缝合术、膜迷路电凝固术治疗美尼尔氏病、大脑侧室乳突窦吻合术治疗脑积水、双侧喉外展麻痹的手术治疗等，都取得满意效果。此外，他还开展气管、食管内窥镜手术治疗食管贲门痉挛、食管静脉曲张（注射硬化剂）、食管癌（镭疗）、食管狭窄等。

50年代他在国内率先开展的手术主要有鼻部脑膨出手术、舌癌切除术、下咽癌咽喉及颈食管切除一期咽喉颈食管切除裂层皮瓣整复术、中耳癌的手术治疗、鼓室成形术及其改良术式、面神经移植术、枕骨下入路听神经瘤切除术、喉疤痕性狭窄的手术治疗、鞍鼻整形术、鼻咽部与颅骨内脊索瘤手术、额骨板障肿瘤切除术、颈动脉体瘤切除术、原发于卵园孔硬脑膜纤维瘤经颞下窝途径摘除术、经鼻中隔及鼻窦垂体瘤切除术、中耳颈静脉体瘤切除术、经鼻窦途径取出蝶鞍异物和颅中窝途径摘除颞骨巨细胞瘤手术等。这些均被收入他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发行的《耳鼻咽喉科手术学》中，成为本专业的经典著作重要组成部分。他还主编《耳科学》、《耳鼻咽喉科学》等医学院教材和《医学百科全书·耳鼻喉科分卷》。记得他在编写教材时曾收集了国内外耳鼻喉科的好经验和新技术进展资料，而且还把祖国医学的成熟经验放进去，他说：“针灸治疗神经性耳聋，就有比较显著的效果。”这充分说明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绝不存有任何偏见，应努力吸取外国的、中国的医学精华，丰富耳鼻咽喉科学，推动医学向前发展。

孙鸿泉教授不但在学术上倡导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以至医术精湛，而且其高尚的医德医风永远都是后辈们的楷模。例如，有一次他诊视一位怀疑鼻咽癌病人，连做四次活体组织检查，病理报告均无异常发现。他虽然拥有扎实的理论根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更相信临床表现和自己的检查所见，便耐心说服动员病人与家属再做一次活检。结果在可疑部位取到病变组织，证实是鼻咽癌，使病人得到了及时治疗，一直被传为佳话。

北京某医院住有一位颅底巨大脑膜瘤的病人，在场的苏联专家束手无策，认为不能手术。孙教授不考虑个人声誉得失，甘冒风险，在详细诊察后制订了缜密方案，亲自执刀，硬是从病人鼻部取出巨大肿瘤。手术的成功，令在场的中外专家无不感到钦佩和叹服。

他常说：“医生的手术刀可以救人，但在庸医手里会变成杀人屠刀、草菅人命。”每次手术他都严密地考虑术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和对策，作出最妥善的手术方案，因而手术成功率很高。杭州某医院给一位幼儿作气管切开时误伤食道，发生气管食道瘘，吞咽打呛、进食困难，影响发育，十岁的孩子看上去象三、四岁大小。尤其是喉部功能长期废用，已经不能说话了。其家长带着孩子奔走各地求医，手术达7次，甚至做过两次开胸手术，仍未好转。他们打听到孙教授，不远千里前来求治。当时孙鸿泉教授不顾个人安危（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摧残的身体尚未很好恢复），亲自与王天铎、朱平教授一起为患儿做了气管食道瘘修补术，一次获成功！后来，这孩子一切恢复了正常。此外，他还为许多病人解除了误诊的痛苦，摆脱了癌魔的桎梏。类似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1951年，国家卫生部指定齐鲁医院耳鼻喉科为全国进修基地，委托孙鸿泉教授举办全国高级师资培训班。其后，每年1－2期，直到60年代初。1953年，在孙鸿泉教授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山东医学院开设了国内首届耳鼻喉科学四年制大学本科专业班，共招生59人，无论是全国高培班还是专业班，他总是亲自制订培训和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而且多是亲自讲课，并进行技术培训，有的手把手教手术操作，其严格精细的教学作风和热心耐心的执教态度造就了大批耳鼻喉科专门人才。现在他们遍及全国各地，大都成为该学科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此外，通过对进修医生的带教和下乡巡回医疗，了解到地区和县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很缺乏，技术水平差，因此他主张面向基层，自己也经常下去讲学、帮做手术，培养专科人才。

他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动物实验和尸体上的手术训练。不但他自己，就是年轻医生或进修、实习生，都要求反复练习手术操作，直到熟练后，才能给病人做手术，以高速度完美结束操作，尽量减轻病人痛苦，可见其治学严谨和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科学精神。

尽管临床业务和教学工作繁忙，孙鸿泉教授一直坚持搞科研工作和动物实验。由无数例成功的手术经验和积累、整理而成的论文、专著，不断结出科研硕果，供同行享用；他更充分利用医院为著名专家配备的实验室（50年代和60年代初，医院为皮肤科尤家骏和耳鼻喉科孙鸿泉两位教授创造科研条件），开展新技术。1963年他和助手们冒着夏日酷暑反复试验，终于在狗身上取得国内首例喉移植成功，攀登上科学高峰。事后他对同事们道出了“创新”的决窍：“不干出不了东西，扎扎实实地干，就会干出新东西！”千真万确，至理名言。

孙教授性情谦和，诚恳宽厚，善于关怀体贴家人和同事，从不摆出教授、名人的架子，对孩子们和年轻医护人员更是既严格要求、又爱护体谅，得到周围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戴，也取得各级领导的尊重和支持。“毫不保守，无保留地将经验体会教给同事，将点滴知识技术奉献给社会和人民，为中国耳鼻喉科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是这一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这是历史给孙鸿泉教授作出的中肯评价。

由于孙教授在医疗、教学、科研及行政业务管理各方面的突出业绩，党和政府以及医院领导委以重任，并给予很高的荣誉。历任齐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山东省耳鼻喉学会主任委员、山东医药卫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山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省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先后获山东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山东省特等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两次）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