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可新王碧薇来源：大众日报

1931年齐鲁大学毕业证书由校长孔祥熙签发

抗战中成都华西坝齐大女生临时宿舍美德斋,系由孔祥熙捐款两万元兴建

齐鲁大学女生部主任麦美德博士

讲到齐鲁大学,不少人不甚熟悉,还有的将其与山东大学混为一谈。也难怪,这所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开办的教会大学,于1952年被撤销,其医学院与山东省立医学院、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合并成立了山东医学院,即如今的山东大学医学院,旧址也仍是山大医学院的所在地。不过,在解放前,她与山东大学少有交集,这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有着自己独特却闪光的成长轨迹。而在这其中,更有一场“立案风波”不得不提,在当年,它着实让这所已经名声大振的高等学府陷入了困境。那么,齐鲁大学是如何摆脱了这个困境?又是谁出手相助,解了这“立案之困”的呢?

“华北第一学府”

“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说起齐鲁大学的“历史悠久”,不少人会提到曾任齐鲁大学校长的刘世传说过的这句话。

那么,齐鲁大学当不当得起这个“最早”呢?有资料显示,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登州文会馆”(准确说来当时还叫蒙养学堂,1872年才正式改为此名),那便是齐鲁大学的前身。

从“会馆”到“齐鲁大学”,又经历了几十年——后来,登州文会馆与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在潍县成立了广文学堂；1902年6月13日,在山东的美国基督教会北美长老会和英国基督教会浸礼会的代表协商,联合成立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即齐鲁大学,并成立董事会；1903年,经第一次董事会讨论决定,将济南聂会东、青州武成献和邹平巴德顺所办的医校合并成为共合医道学堂；1907年,在济南南新街购地建立固定的共合医道学堂及医院；1917年,英、美、加等国教会在济南南圩子门强购600余亩地,建成新校舍,潍县文理科广文学堂、青州神学科培真神道学堂及师范科均迁来济南,与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和广智院合并,至此,齐鲁大学方正式建立起来。

曾经的齐鲁大学可与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齐名,更顶着“南齐北燕”的光环,最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它采用英语教学,教学水平“接近了同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而该校尤以医科最强,“当时,对医科生的考核并不以60分及格为标准,而是分为了甲乙丙丁几个档次,甚至还将‘医生风度’作为一项评分标准,考察实习期间为病人的服务的能力,如此的高标准教学让很多学生中途即被淘汰,能顺利毕业者称得上是精英。”济南文史专家李耀曦对记者说。

而在当时的那些教会大学中,齐鲁大学校园极美。据称在当年,齐大西式建筑群不仅规模大,其以德、英、美为主的建筑风格也展露了中西合璧的特色,“堪称近现代建筑博物馆”。

“立案”困局

“洋味儿十足”的办学特色,当然与齐大“教会大学”的身份有关。可也就是这个身份,也曾使其一时陷入了“立案难”的困境——虽然在1924年,加拿大政府就准予了齐鲁大学立案,批准其具有学位授予权,可它在国内立案,却经历了一番不小的曲折。

其实早先,教会大学并不在乎立案。因为在在光绪年间,清政府曾颁布《咨各省督抚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能独立于中国教育体系之外生长,自然不必理会中国教育部门的管束。然而,进入了民国后,为了拿掉洋人办学所享的这份“特权”,自1917年至1927年,中国政府先后六次颁布立案规则,步步紧逼的政令不断强调外国人设立的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认可,还设立了期限,这下子才引起了包括齐鲁大学在内的教会学校的高度重视。于是,齐大1926年成立了“立案委员会”,1928年底决定立刻采取立案措施,向南京政府申请立案,并于1929年5月底,将正式的申请递到了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

可这时,齐大校园里却闹起了来。1929年10月27日,齐大约有60名男女学生在圩子外校园内游行示威,四处贴标语,要求文学院院长洋人罗天乐下台,自此,拉开了学生罢课的序幕。学生们甚至以火烧化学楼与图书馆相威胁,先是迫使代理校长李天禄辞职,后又掀起了“收回教育权大同盟”运动,文理学院停课长达半年。而转过年来,200余名工人又宣布罢工,甚至连附属医院的病人也无人看护,整个学校陷入了瘫痪。

罢课罢工为何会在此时出现?或许还和立案有关。有文章记录说,齐大立案准备的过程漫长而艰巨,“因此耽搁在学生群中引起重大的失望及惊吵,也是谣传学校前途的重要来源”。而神学院尚未完全分离、校董人员中国人未达2/3、文理学院教学质量不达标等不合规定的现状也受到了前来进行立案视察的南京国民政府视察委员会的批评,学校内部还出现“让已实力较强的医学院先行注册”的分歧,凡此种种,使立案变得大费周章,也致使矛盾不断累积,最终爆发。

而在李耀曦看来,背后还是有主使者,那便是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一来,“五四”情结极重的何思源,“对洋人办的教会大学一向不感冒”；二来,那时正值山东教育界整顿的当口,旧省立山东大学停办、新山东大学在筹备建立,山东境内唯一的大学只有齐大,“如果把洋人办的齐鲁大学搅黄了,由何厅长接管岂不妙哉?”因此,齐大数次申请总得不到批复,等来的却是危及学校前途的场场风波。

这下子,齐大真的慌了。

麦美德能请得动孔祥熙?

齐大开始了各项努力——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将神学院分离出去,文理学院被分为两个独立学院,重组校董会、让中国人所占比例“达标”……可这似乎仍不足以即刻“扭转乾坤”。于是,他们又着力“攻关”——他们派女生部主任麦美德前往南京,请实业部长孔祥熙出面“解困”。

麦美德请得动孔祥熙?两人可是有一段匪浅的师生缘份。

据《孔祥熙家事》、《孔祥熙传》等书记载,孔祥熙出生在山西太古一个封建大家庭里。1889年,在私塾上学的孔祥熙染上了腮腺炎,病重难愈,其父孔繁慈无奈中前往传教士的诊所求医,在那医好了疾病,自此,父子二人对教会感情极深。后来,孔繁慈便不顾族人的反对,将儿子送入基督教会在太古县城内南街办的华美公学读书。五年后,成绩优异的孔祥熙又被推荐进入美国公理会设的通州潞河学院深造。而那时,20几岁的女传教士麦美德恰在该校教授地理、历史等课程。她对这个天资聪颖、学习刻苦、脸上挂满笑容的少年十分喜爱,于是常常带孔在周末时去四周村庄演讲布道。而其间,孔又能将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以增强宣讲效果,更备受她及教会高层的赞赏。最终,麦美德引导自己这位“得意弟子”接受洗礼,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而孔祥熙能赴美求学,也多亏有麦美德相助。1900年,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兴起,潞河学院停课,孔祥熙因此返乡,随后便展开了一系列营救当地传教士及教民的行动。义和团被清剿后,他又冒险料理了被害传教士和教徒的后事,更进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了太谷教案的案情,还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的助手赴晋谈判。这一系列的“护教义举”令华北公理会对其十分赏识,基于此,麦美德从中做了大力的推荐工作,几经奔波努力,促成并亲自护送孔祥熙留学美国。

后来,麦美德辗转来到齐鲁大学工作。而这位孔祥熙入教、求学的“引路人”,此前或许也没想到,她与这位南京国民政府高官的这段渊源已经被正迫切希望成功立案的校方视作了“救命的稻草”。于是,麦美德亲赴南京向弟子求助,以求解学校的燃眉之急。

麦与孔的重逢想必是充满了温情。《南渡北归:南渡》一书中写得生动:“当孔氏与满脸皱纹的麦美德相会后,突然从记忆深处唤醒了自己美好的回忆,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即便真实的场景已无从还原,但从会面的成果看,孔祥熙展现出了重情、念旧的一面——他当即应允,亲自出任该校名誉校长及校董事长,此后还找到时任教育部次长的老友朱经农出任齐大校长。而在他的直接过问帮助下,齐大的立案变得顺风顺水,终于在1931年12月17日等到了通知——“齐鲁大学申请立案.经教育部派员视察。兹据视察报告,该校之设施管理,尚属满意,因此准予立案。”

立案后的齐鲁大学

立案后的齐鲁大学不仅获得中国教育系统内的私立大学的地位,其办学水平更大大提高,顾颉刚、钱穆、栾调甫、老舍等知名学者都在此任教,还开设了一系列属于科学前沿的课程。而该校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到了抗战时期,齐大的在校生约达500人。

而孔祥熙的这个“校董事长”也一直做到了他1947年赴美之前。对于齐大的发展,他也投入了相当的关注,不仅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在抗战期间捐建过齐大内迁四川的女生宿舍,还在齐大做过演讲。那是1932年6月,孔祥熙访欧美各国前回山西老家祭祖,路过济南,便来到齐大视察并发表了讲话,演讲的题目是《教育之意义及求学之目的》:

“学应知己,并非读书写字就是学,乃是教人如何为人,如何服务社会。现今社会上最大的毛病,就是彼此互相攻击。最奇怪者,乃是有知识的分子,聚谈的时候,也是常常的攻击这个,或是那个,结果就是中国人虽多,没人可以合作……我们求学,应先知己,然后再去说人。”

“学为服务。从前常以读书好,为扬名声,显父母等等,并没有以做官为做事,只以穷而做官,故做官即可以发财,欲发财必须做官,这是我国最大的缺点……所以人有了学识,是要服务社会,并非为自己。” (图片由李耀曦提供)